江湖册门所售的碑帖字画及古物，有多少是真的？利之所在，人皆趋之，不是册门中人，也同样喜搞这一套。为什么他们喜搞假呢？原因就由于收藏家在鉴定上有困难，常被假物所困扰。
以清代的毕沅和阮元为例，两人都以收集古物著称，尊为专家，一点也不过分。但在鉴定上，都曾出过错误。
按《清朝野史大观》卷十，谓毕沅在陕西寿辰，有县令送他“古砖二十方，篆纹斑剥，古香古色，且年号题识，皆可推究，居然秦汉物也”。毕见到大喜，而结果却是假的。
同卷又说，阮元在浙江时，他的学生路过通州，见烧饼背面斑驳成文，戏以纸拓寄老师。阮花费了很大气力来考证，说是《宜和图谱》的古器，同样闹了个笑话。
以上两例，乃是有意作伪，给鉴定蒙上了阴影。甚至无意作伪的器皿，也会被收藏家误认为古物。
《竹叶亭杂记》说徐松在伊犁，见一旧铁香炉很好看，便用蜡油在炉身画了条龙，还加了题识，浸在硫酸里，让硫酸把炉面腐蚀了一、二分。而画龙部分，因受蜡油保护，未被腐蚀，自然就显得突出。后来他回北京，也带回了香炉，被北京的鉴赏家看到，都认为是秦汉时的制品。于是《杂记》作者就感慨云：“可知鉴古，大率可欺也。”
由于鉴古的可欺，所以宇画古董商就经常“以赝作真，化贱为贵，以行其鬼蜮之术”，而被杭州人看作是鬼（见《两般秋雨轩笔记》）。
仁寿有位姓梁的，收有古物约两万件，解放后，他的这些东西，为西南博物院接收，一经鉴定几乎全是假的。
鉴定古物真伪，有两种情况是麻烦。
一是假得很早。如《养吉斋余录》称：与郑板桥同时，有位潍县木工，就能仿郑所画兰竹，并可乱真，故人所的郑画多赝品。另外一种是一件古物，分制为几件，造成真假难分。
如《西清笔记》说：“闻古铜器一件，可分造数器，各有真青绿在上，虽识者不烧指为赝也。”不仅铜器如此，瓷器也同样可作。他们把瓷器锯碎，用贵州产的羊桃汁来黏合，黏接后既看不见接缝，又非常坚硬，混然一物，而实际却是真假杂揉。其他还有真坯假彩与旧瓷底在新瓷器上的作伪法。这些手法，《清稗类钞》书中已经提到。
古物作假，还包括碑帖、字画和版本。
首先就碑帖来说从前的拓碑的人，怕第二个来拓，抢了他生意。便在拓后，将碑上的字凿破几个。这样一来，第二位拓的碑帖，就没有初拓的完整，如此恶性循环下去，越是后拓的，质量就越差。所以拓得愈早的碑帖，其实价也就愈高。
而后来的拓本，也为了卖得高价，便采取作假手法，补上拓本的缺字，来冒充初拓。他们补缺字的方法是：找位擅长写各种字体的人，用白芨、白矶、阿胶、煅石膏各若干重(省略分量)，合做为“墨”，磨水写出与原碑相同的字体于缺字处，再用墨汁在上面拖过。由于白芨、白矾写过的笔划不受墨，这样就会显出字体，而冒充没有缺字的初拓出售。
写字还有一个方法，将极细铁粉，用白醋调匀，笔蘸写在缺字处，再用墨涂候干，拭去铁粉，即现字迹，又以黄蜡轻拂，也可冒充初拓出售。
其次是字画作假。
由于字画价高，故作假也比较严重。例如字画多是用夹宣纸书绘，拿去裱时，裱工能把一张画揭为两张画。一张归还原主，一张他拿去卖。这种作法，对画的质地有损，所幸还是真迹。另一种情况是临摹仿制，《清朝野史大观》记有一较典型的例子说：
高房山《春云晓霭图》立轴，《销夏录》所载：苏州王月轩以四百金得于平湖高氏。有裱工张姓者，以白金五两买侧理纸半张，裁而为二。以十金嘱翟云屏临为二幅，又以十金嘱郑雪桥摹其印款。用清水浸透，实贴于漆几上，俟其干，再漫再贴，日二三十次，凡三月而止。复以白芨煎水蒙其画上，滋其光润，墨痕已入肌理。先装一幅，因原画绫边有“烟客江村图记”复取江村题签嵌于内。
这段话，把作伪的方法与经过，都概括予以描述。通过描述提及将“烟客江村图记”嵌入一点，知它还是假中有真，用鉴赏家的真图记来骗人。
此外，还有纯粹的假画，如将斧劈皴画的山水充唐画，雨点皴画的则充为范宽作品，凡残山剩水画卷则充马远，对用枯枝、披麻皴的便充元、明画。
其中有的伪品比真品还画得好，所以精明的行家也同样受骗。为了防止受骗，鉴赏家也想出了一套对抗办法，不仅从画绢的单丝、双丝，纸张的质地优劣来辨认真伪，还从画图本身来区别。
首先观察图中颜料，是否古代所用的石青、石绿之类的天然物品。其次端详图中人物的脸型是肥或瘦，衣服是紧身或宽大，衣袖是紧口或大口，楼台是否金碧，结构是否合理，然后才决定画的时代，以免被欺。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册门所作伪品，依旧未能堵死。
至于版本作假，文献上也是屡见不鲜，《广阳杂记》说：宁波人丰熙和丰坊父子、都“善造伪书”。又《檐曝杂记》也说：王延喆带见到一部宋版《史记》，便雇请几位刻书高手，仿其格式字体，刻印二十部伪宋版《史记》，虽书贾也不能别真伪。
又《清稗类钞·工艺类》说：湖北刻书，本很粗疏，后经杨守敬指导后，不仅椠精，且能影摹宋、元版本。同书又说：湖南永州、广东顺德两地，除男子外，妇女儿童也能刻书，他们经常一边放牛，一边刻书，比“李密挂角”还勤快。
册门老海制造的假货，能混过鉴赏家的眼力，当然卖高价。对混不过关的，则卖给一些暴发户。以前邻水县有位名叫十伯韦的超级绅粮，家藏了部四部丛刊，竟公然宣扬他家藏了许多宋版、元版珍本书。伯韦先生的“名气”很大，除邻水县知道他诨号“伯韦辞典”外，川东人只要提起这个诨号，都知道是邻水的一位活宝。
他喜欢“抛文”，不把你抛得笑断肠子，算你幸运。解放前，成都人若吃了亏或赌输了钱，喜欢说“召(读去声)一目的”，就是他的“”之一。
伯韦先生是四川军阀混战时，靠给驻军筹款中饱而发财的。发财以后，装成一副饱读诗书的架子，八方附庸风雅，买了些字画和书籍，装书的箱子，顺便也装红宝盒子以及扑克。书虽从未有人看过，但每年六月都要搬到天井晒太阳，以防生虫。他抛的文，可能不是书上的，而是书虫在他肚里作怪诱发的，所以才会“出日成脏（章)”
有次他去给人家母亲拜寿，一见面就说，“恭喜你老人家人面寿星(兽心)。“别人父亲死了，他送祭幛，上写着“驾返瑶池”，连男女都未分清。他建了一座房子，落成之日，大排筵宴，并请县长光临指导。县长说：“房子修得好，可惜光线暗了点。”他马上立正说：“报告县长，我已经派人到上海买光线去了。”原来他把玻璃当成光线。其他秽不入耳的故事尚多，恕不一一奉告。总之，像“伯韦辞典”这样的人，正是册门老海的最佳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