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导读魏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不可忽视的阶段，从东汉王朝的覆灭到东晋统治的结束，前后约跨越两个世纪。其可称为一个政治飘摇动荡，军事混战不止的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典型的大乱世。在这乱世之中，文人的思想十分活跃。因此特定的时期、特有的政治环境掀起了文学方面的巨变。与此同时，文人士族集团和武人地位逐渐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我们认为，形成于东晋的门阀政治对魏晋风流之形成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在魏晋风流主导下，综合多种因素致使“重文轻武”现象产生。文人士族集团的崛起，影响着政局和时局的走势，也决定了社会重文轻武之倾向。
(一)、何为“魏晋风度”，及其具体表现和内涵
所谓魏晋风度是指魏晋时期，众多名士们在喝酒、服药、清谈等率真行为中所表现出的独特风格。其主要表现在：
一、饮酒
《晋书·安帝纪》载：隆安五年“饥，禁酒”义熙三年春二月乙丑“大赦，除酒禁。”
魏晋时期，禁酒令的解除，使酿酒技术进一步发展，酒的品种增加，酒业市场逐渐发达起来。魏晋时期，世道艰险，饮酒是魏晋人尤其是魏晋名士的典型“癖好”，也是士人逃避世事以远祸乱的主要方法之一。
阮籍饮酒
《阮籍传》：“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
竹林七贤无不喜好饮酒，阮刘等人便是代表。饮酒，魏晋名士是真的醉了，然而他们的内心是真的清醒着，阮籍喜怒不形于色，喜愠未见于嵇康。杯盏掠影，酣醉之间，他们内心深处的沉闷压抑情感才能得到放纵与缓释，在乱世苛政中与时浮沉。七贤中，嵇康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其不幸，是被司马氏冠以“不仕不孝，违反名教”的罪名杀害，其幸运，是他一生遵从了自己的信仰和内心：不从名教，主张自然。不似向秀之流，见嵇康被杀，立刻弃老庄奔周孔。
二、服药
魏晋人服药风气是魏何晏兴起，何晏自道：“服五石散，非唯治病，并觉神明开朗。”所谓“药”，其实是一种叫做五石散（又名寒食散）的混合粉末，关于五石散的成分，古文献中有所记载：
葛洪《抱朴子·金丹》中所著：五石是丹砂、雄黄、白矾、曾青、慈石等。
总而言之，五石散在服食者眼中有治病强身的功效，服用后浑身发热，需一系列繁琐程序来散发：食冷饭，饮热酒，冷水浴，宽衣解带和“行散”，以排出毒性和内热，魏晋人着装潇洒飘逸，多为服药后散发之故。该药毒性剧烈，散发不当则易致命。何晏带头，服药者趋之若鹜，殊不知已走入万劫不复之误区，服药后由于金石的刺激性短时间内能让人精神振奋，长期服用会使人精神销毁，元气大伤。服散从魏晋一直延续到唐代，为之丧命者数以万计。
三、清谈
清谈可谓魏晋名士空前绝后的特色，崇尚虚无，无心国是，空谈名理。其起源于东汉时期郭泰。
《世说新语·政事》：“泰字林宗，有人伦鉴识...未行，遭乱亡佚。”
郭泰就是一个消极避世，不与当局合作的“榜样”。清谈的内容主要围绕《老》、《庄》、《周易》、才性四本、本末有无、声无哀乐、言意之辨、名教自然将无同、佛经佛理等。清谈时，宾主设题，客座答辩，清谈十分注重语言技巧，论辩激烈。
有人能凭借清谈一举成名，《世说新语·文学》：“康僧渊初过江，未有知者...忽往殷渊源许，值盛有宾客，殷使坐，粗与寒温，遂及义理...一往参诣，由是知之。”
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因此清谈亦成为一些知识分子求名达利的重要手段。一开始清谈讨论的都是与士大夫有着密切关系的实际政治问题，后来却只是成为纸上玄言，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清谈一方面促进了学术的交流与发展，但另一方面社会思潮也迈向了一个误区，众人以清谈自居，国事却少人关怀，以至于一部分人批判“清谈误国”“王、何之罪，甚于桀纣”。
四、任放
《晋书·何曾传》记载阮籍因负才放荡，居丧无礼为何曾所恶，何向文帝弹劾籍，文帝以籍之羸病并不责罚他。刘伶乘鹿车随时让人带一把铁楸跟随他，并说“我死了就掘地埋了我”。谢安与孙绰等人泛海，面对突如其来的风起浪涌，安吟啸自若，稳住了一舟人的不安情绪。
摒弃矫揉造作，名士的风流性情坦露无遗，诸如此类任放与率真，恐怕也只有魏晋名士才能担当。魏晋名士身逢乱世又处于门阀政治时代，犹如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头上还顶着光环，他们自身拥有的极高文化修养其中一部分便转化成了这种类型的性格特征和精神特征。
（二）、魏晋时期：武人地位低下，不以军职为荣
武，即武力、武人，涵盖军事家、军将、兵卒、私兵部曲等担任武职的一系列身份。魏晋是名副其实的“喋血时代”，这样一个时代，仿佛武力在征服着一切，然而现实却非如此，武人的境遇，在魏晋整体来说是十分尴尬的。
《世说新语·容止》：“温劝庾见陶，庾犹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
陶侃因出生寒门，年轻时当过寻阳鱼梁吏，因此被个别名士如温峤蔑称为“溪狗”。士族文人提高自身政治层次后较为容易提高其家族地位。陶侃凭借赫赫战功而位极人臣，也被人以“溪狗”讽刺，何以至此？因为他们的身份没有融入这个“主流社会圈”。因此，魏晋时风不以军职为荣。
（三）、魏晋时期武人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
魏晋政治家们善于统治和驭人，军事家们外征疆土内平动乱，即是说，武人打天下，士族文人治天下。曹魏时名士政权已见端倪，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产生冲突，体现了曹魏的玄化士风和君主的政治倾向；西晋统治者为争取对世家大族支持，对士族礼遇相向；东晋王朝严重依赖于门阀士族，高门名士的社会地位登向历史巅峰，造就了士族文人的显达和武人的卑微。
一、士族政权成为统治集团中流砥柱：
名士团体对于曹操巩固政权图谋以魏代汉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汉末和曹魏遗留的割据政权为地方世族掌握，司马氏本身也是河内大姓、世族权臣，司马炎代魏建立晋朝以后，为了不再重蹈被其它世族、权臣篡位的覆辙，将宗室成员分封到各地为王，作为拱卫皇室的地方力量。
除此之外，为了取得其它士族的支持，晋武帝还采取了保护士族利益的政策，太康元年颁布了官品占田和荫人以为佃户、衣食客的制度。根据品第高低来定荫亲、荫客的户数，多者荫及九族，少者荫及三世。士人子孙，宗室、国宾、先贤、士人之后都有享有这种特权，此举东晋更甚，
1、司马睿为了感谢王导的拥戴之功，“夺钟山农田八十顷以赐王导”。2、士族高门的后世子孙也韬光养晦，如东晋王恭为光禄大夫王蕴之子，定皇后之兄，“自负才地高华，恒有宰辅之望”。3、刘宋王僧达是王导曾孙，太保王弘之子，因而“一二年间，便望宰相”。
士族凭借这些优厚的条件，在政治、经济方面越发巩固壮大。
司马氏与士族高门“共天下”还有一个最典型的特征：皇族与士族的政治联姻。南渡时的皇室已经相当单薄，沦为“高级难民”的皇族单凭一己之力根本没有重建晋室的能力，而士族则不然，他们拥有地方大权，有强劲的宗族力量，更有民意拥戴，依靠士族是司马氏建立江左政权唯一的选择。士族通过与皇族的姻亲缔结，互相建立起复杂的联系，以保证其世代荣华尊贵。
纵观魏晋各代帝王，没有哪一代不笼络士族豪门，皇室为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择善而从与士族合作。自司马氏开启了晋王朝，“文法羁縻，互相奉承，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士族与皇族形成一个互惠共赢的局面，尽管皇族与士族之间互相不服气（尤其在东晋一朝），士族与士族之间也是暗自角逐，但是士族政权的大局在魏晋期间总归是维系下去了。封建统治政策都是为了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士族文人掌管朝政，政策核心自然不会偏离其利益。
二、魏晋风流对重文轻武的强力催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过于动荡，社会变化带动了民间信仰的改变，如本土道教对儒教的颠覆，外来佛教的异军突起，道家学说成为了当下的“经学学说”，玄学理论、佛教义理成为人们精神的寄所。魏晋时期儒家没落。玄学兴起，玄学重在表达顺应天命道法自然，主张清静无为。
玄学抽象了文人的思维方式，影响了人格性情、人生态度、处世原则等各个方面，它使士人的生活在政治与人生之间徘徊，魏晋时期统治阶级和上流社会的思想、言行、生活状貌都贯穿了这样一种奇异的风流气息，从帝王、将相到隐士。
《晋书·简文帝孝武帝纪》简文“清虚寡欲，尤善玄言，自知‘昧于政道’”。
简文帝司马昱是著名的清谈家。孝武帝继位少有作为，“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作为一国之君，服药的服药，清谈的清谈，奉佛的奉佛，在风流圈内游走。皇帝尚且如此，臣民又能有多大的差异。东晋南朝的士人们，或有出家为僧的，如慧远、竺法汰、僧肇，或有在朝信佛的，如何充、桓谦、谢灵运、孙绰、沈约等。这么一群富有文化学识的达官显贵，他们是传播新学说、新思潮的优质载体，他们主张的文化正是低等文化所服从的“高等文化”。玄学与佛学点点滴滴的瓦解着士人的原本价值观，并且很诡谲的排斥着玄佛外界的事物，士人与武人之间、不同阶级之间产生了难以磨合的裂隙。
（四）、重文轻武对时局的影响
这种重武轻文的现象对当时皇室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晋时期，宗王出镇地方，掌握地方大权与强兵，东晋士族高门长期把持政权，持权者将家族权力开枝散叶，朝廷内外彼此呼应，势力盘根错节，士族人物几乎垄断了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郎及中书舍人以上的显要官职。这些避难的士族是政治基础，北方的流亡百姓是武力支撑，皇室孱弱则毫无疑问。“东晋时期，北伐活动经常出现，因门阀政治的掣肘，往往成为权臣借以增强势力和提高威望的手段，偶有收获，随即丧失”。对武事的镇压和牵制丝毫不利于增强国力拱卫江山，国家的衰弱也在情理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士族高门掌握军政、兵力这方面的情况可以总结为：强劲军事力量长期被政治势力牵制，最终被新兴的军事力量颠覆，然而我们也能看出，士族兵力薄弱，南方的文化高门丧失了战斗力，一旦遭到有力的攻击便无力复原，也正是这些文化高门的王孙公子太风流，有的沉溺在贵圈里，执着于名利和虚无，有的自求多福，不务世事，他们感染着这一时代，魏晋风流对重文轻武的影响深刻而直接，费尽思量各方制，却失去了或者说是主动拒绝了武人的有力庇护，最终导致门阀政治崩塌。
（五）、结束语
创乱的现实社会造就了文人自由解放的精神世界。社稷的畸状发展，人民思想观念剧变，信仰解体，国家上至天子下至黎民传达出大量无力和空虚的信号。汉武帝以来以伦理、政治为核心的儒家人文之学不再适应客观国情，正统价值观和礼教难以继续驾驭人民的思想，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改道发扬老庄玄学，在回避现实和学习探究玄学、佛学的过程中又推动了玄学和佛学的进步，魏晋风流所立足的土壤更加富有养分。
我们认为，最初萌芽于东汉末并最终形成于东晋的门阀政治对魏晋风流之形成亦有极其重大的影响，在魏晋风流主导下，综合多种因素致使“重文轻武”现象产生。文人士族集团的崛起，影响着政局和时局的走势，也决定了社会重文轻武之倾向。某种程度上说，形成魏晋风流的原因中有一部分同是造就重文轻武的原因。
笔者认为，重文轻武利弊兼存，整体倾向乃弊大于利，在魏晋这个战火纷飞的时代，重文轻武构筑起来的脆弱壁垒，导致国家在外部侵扰来临时难以抵御，内乱爆发时皇室和士族无法驾驭，阻碍了国家统一与安定。西晋后期的五胡乱华，导火索就是皇帝控制的州郡武备力量太薄弱和诸王之争，值东晋后期再次陷入尴尬。以实用主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文武兼修，才有益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兴旺发达。